“同居关系”法律问题探析

“同居”即男女双方在一起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同居是一种连续的行为状态，它并不等同于共同居住。我国现行的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同居的义务，这里的“居”即"住"也，"住"应作何理解呢是仅理解为"睡"，还是另涵盖"吃"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住"应取广义，男女之间的同居既包括同睡也包括同吃，如果双方在一起同吃的持续、稳定状态被打乱，即使双方还在一起同睡，也不再构成同居。我们认为，这里的"住"应仅理解为"睡"。夫妻之间有同居的义务也即夫妻之间有同睡的义务。男女双方在一起持续、稳定的同吃和同床而睡构成同居;男女双方在一起持续、稳定的同床而睡，但未同吃，也构成同居;男女双方仅在一起持续、稳定的同吃，而未同睡，就不能构成同居。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因为感情不合或生活习惯等因素，虽在一套房屋内居住，但分室而睡，这就不能构成同居。

同居关系概念

“同居”的含义明确了，“同居关系”就容易理解一些。“同居关系”即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在一起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同居关系”有的是以夫妻名义进行的，有的则不然。新的司法解释取消了“非法同居”这一说法，而以“同居关系”取代。这表明现行法律不再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的共同生活进行干涉。但这是针对男女双方均无配偶的情况而言的，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姻法则明文禁止。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同居关系”不包括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种情况。

同居关系解除

同居关系自始至终不受法律保护，其自行解除，不必经过法院判决。

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一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

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对于双方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由哪一方抚养，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来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由父方抚养。子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一方将未成年的子女送他人收养，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同居关系财产分割

对于分割财产，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

同居生活期间为一方的财产，解除同居关系后归各自所有。

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方索取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办字第112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条[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规定的精神处理。对于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对于债权债务，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按共同债权、债务来处理，双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同居关系继承问题

同居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死者遗产，如符合继承法第十四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被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规定的，可根据相互扶助的具体情况处理。

事实婚姻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未婚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在一起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而在法院受理前又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不视为事实婚姻。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未婚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在一起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视为事实婚姻。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1994年2月1日前存在事实婚姻，1994年2月1日后不存在事实婚姻;法院审理案件，1994年2月1日前未婚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在一起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后未婚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在一起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男女双方均无配偶而未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定性为同居关系，取消了非法同居的提法。同时也对同居关系和事实婚姻作出了新的界定和程序性概括。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应当区别对待：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对解除同居关系案件能否准予撤诉，是否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等问题未予明确。此外，案件中往往还会遇到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或应交案件受理费而不预交，申请缓、减、免交而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等情形，甚至还有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后又因和好而仍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对这些消极诉讼行为究竟应如何处理，确为审判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小事，实则很困扰人，有时为了开庭，只好“上门服务”，加大了工作量，也加剧了案件多而物质装备严重不足的矛盾，有时眼看审限临近届满，却无法结案。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第三十五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显然，未办理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关系具有违法性。由于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这种行为涉及的人为数可观，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修订后的婚姻法新增了 “补办登记”这一柔性规定，给实施这种行为的人们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同时也不失为一种以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权宜之计。反映了法律正视现实和对待这类客观存在的现象所持有的一种灵活的变通的态度。婚姻法解释亦对此类行为人进一步作了规定，即“未补办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明确了未补办的法律后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未强调该行为的“ 非法”性。立法上这一微妙的变化，体现了涉及人类感情生活的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殊性和“特事特办” 的务实态度。

婚姻法具有民法的本质，属私法范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处分原则是根据列宁提出的国家干预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确立的。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上的处分权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受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当事人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处分权，人民法院有权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正确、合法直接进行审查和监督。但这种审查和监督、干预毕竟是有限的。仅限于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不予批准或确认无效而已。如前所述，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当然应对其予以适当的干预，但过去实行的“一律予以解除”和“给予适当的民事制裁”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这种提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要求“离婚”的男女双方如中途和好，要求撤诉，也即不再寻求公权的救济时，此时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民法院虽然不应准予撤诉，因为准予撤诉是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的放纵。但也不宜再“穷追不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判决予以解除，完全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终结诉讼，案件视同为没有起诉。那种一律解除的作法不仅有违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要求，同时也有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涉之嫌。事实上这样处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在不准予撤诉的裁定中，仍然要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即：告知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的。至于当事人是否补办登记，是否“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只能寄望于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上。但如果被告方提出反诉，也即一方当事人仍然积极寻求司法救济，或原告出于其他原因撤诉，当然应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受理前仍未补办登记者判决解除其同居关系，而且必须解释。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如能调解达成协议，则另行制作调解书，如调解不能，则应根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和双方的具体情况一并作出判决。

不管是否准许撤诉，当事人和好后，往往会出现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形，甚至判决解除同居后有时因重新和好又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对此，人民法院绝不会动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强行推动诉讼进程，“法不责众”，而对这样为数众多的人群，强制去干预他们的“私生活”，似乎有代行行政权之嫌，而且也于法无据。非止法院，其他执法机关也没有干预这类行为的法律依据。毫无意义的干预不仅无助于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反而会损害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实为法律的无奈，司法的“尴尬”。

司法活动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一部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如果民众对法律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视之为“恶法”;如果公众远离司法，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我们无视国民特有的文化心理特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没有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法律的普遍遵从、认同，没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一味积极地干预，又能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最后，再同刑事自诉案件作一下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亦赋予自诉案件当事人以自行和解、撤诉等权利。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解决。如被告人未提出反诉，自诉人的撤诉申请应予准许。自诉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刑事案件尚可如此处理，作为民事纠纷性质的解除同居关系案，更不应对其毫无限度地过分干预，不该出手就别出手。当事人怠于寻求公权力救济时，应及时以撤诉结案，绝不再为其浪费司法资源。放弃过去哪种管得过多过宽的印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陈旧观念和力所不及的无奈吧，效率才是优位的选择。

总之，对同居关系案，“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的提法是过时的，不具有现实性、实务性和科学性。